我一直都有跟住在福建厦门的姨婆联络，逢年过节都会给她发个信息。主要是想知道她过得好不好。
姨婆 —— 王春好，是我家祖母的亲堂妹，比我家祖母小 24 岁。她从年轻时就经历过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，也曾经在游击队里当过医生。
她退休后的生活也从来没有松懈，还去老年大学上课学国画，出了画册。
以下这一篇是我姨婆撰写的故事 —— 关于我家祖母的事情。
当然，一个人的一生是不止这么短短一篇文章的，但是我还是想要记录下来。
由于姨婆发给我的只是一张照片，因此，我手动把一个个文字给打出来，想要经由打字的过程，重新回忆一下关于祖母的点点滴滴，关于祖母说过的那些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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槟城的堂姐
1912 年，堂姐出生在厦门集美区珩山崎沟社，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。她聪明贤惠、豪爽明理、泼辣能干，也是勤俭持家的一把好手。
出嫁后，当丈夫去南洋谋生以后，她挑起了家庭的重担，雇了几位破海蛎的村民女工，有声有色的做起了海蛎的批发生意来，当起卖海蛎的小老板，成为生意上的女强人。她很有心计，当崎沟海岸溃堤，农作物颗粒无收，生活无着时，母亲和兄弟想要移居海外，但又怕祖母、叔叔知道后，走不成时，她给予出谋献策，一切行动由她安排。是她去厦门购买船票，是她瞒着祖母、叔叔，以农村民俗热闹为由，将母亲一家接到她家做客而转至厦门，搭往南去的帆船，飘洋过海到槟城。送走了母亲、兄弟、妹妹，堂姐承受着一切责怪和谩骂。
又过了一年，丈夫不在身边的她，没有靠山，没有男人的保护，受尽欺凌。就这样，她离开了婆家，到槟城与丈夫团聚。好景不长，几年后，丈夫因病医治无效而谢世。我的堂姐一个单身女人，在异国他乡又怎样呢？只有出去做家庭帮工，帮工的苦差事可想而知，是看人脸色受人气的事，是血和泪铺就的生活。后来，在朋友的介绍下，与一位李姓的华侨合家，男方有个小女孩，堂姐就当起了女孩的继母，算有个新家，新家虽然不富裕，但一家其乐融融。
春去秋来，年复一年，堂姐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了。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”李姓丈夫又撒手人寰，留下四个未成年的孩子，最小的才三岁左右，小儿子呼天喊地的哭喊着：“爸爸，你走了，以后我要两角钱买面包都没了”，这撕心裂肺的哭喊声，催人泪下。大梁塌了，谁来撑起这个家呢？面对着现实，我的堂姐 —— 两脚查某（闽南话，过去的人认为男人是四个脚的人，能站稳，担得起重担，而女人只是两只脚，担不起重任），要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，是何等的艰难。面对着这悲惨的现状，堂姐使出全身所能，为人洗衣、烫衣服、卖洗衣粉等，拼着命挣钱养家。手洗肿了，肚子空了，只能在无人的地方落泪，特别是烫衣服，她说，以前年轻人爱穿白斜纹衣服，烫件白衣服有多难呀！烫斗是用木碳烧的，火大了会烫黄了，甚至会烧掉，火小了就烫不平，她是边烫边掉泪，她还要走街串巷去卖洗衣粉，每包获利一角钱，她要一家一户去说好话推销。
为了让孩子能和人家一样，决心培养孩子读书识字（唯有读书高），她费劲全身气力去挣钱，又当爹、又当娘的抚养着子女成人。有位堂亲返乡回中国珩山，我们去探听时，她说：“你的堂姐很困难，穷到骨子里去了”，这句话作出了堂姐大半生的总结。
堂姐告诉我，原来门口边种着一棵鹦哥芒果，结的果子大、青皮，一刀切下去里面是红的，很甜，大家都喜欢吃，可是“红毛”的时常来摘，是我们种的，我们有权管理，与他们理论，他们更是威风，还要动武，大姐说：“天，是人家的天；地，是人家的地。从人屋檐过，不得不低头。”为了不招麻烦，息事宁人就把芒果树看了了事。大姐还说，白鹭鸶飞到胭脂巷也染不红，多么悲伤的一句话！一个寡妇，在异国他乡，付出了全部心血，拼搏！拼搏！再拼搏！也改变不了悲惨的命运。这是我国许许多多华侨，特别是老华侨在异国他乡的一部血泪史。
1994 年，堂姐为我办理了出国的护照及费用，我们姐妹才得以见面于槟城北海。堂姐的孩子长大了，大儿子为了减轻母亲的重担，只读了几年书就做工了；二儿子毕业后办起了五金加工厂，成家立业；女儿出家成家；小儿子是当地某教育局的成员，因工作成绩显著，后调任某学校校长。堂姐看着子孙满堂，吃穿住不愁，喜在心里，笑在脸上。当一位孙子大学毕业时，她高兴地来电说，孙子在澳大利亚毕业了，儿子媳妇去参加毕业典礼，孙子带博士帽可威风啦！我说：“大姐，你的付出，值！”她笑了，笑得那么甜蜜，笑得那么爽朗。堂姐还说，年轻人的事，我们少掺和，他们要去哪里，我们跟着去，他们玩，我们也玩我们的，我们不想走就坐在汽车内，他们吃，我们也挑喜欢的吃，个人有个人的喜好，不要去反对，这样就不会使人讨厌。多好的老人啊，多么通情达理的长辈。
堂姐在最小儿子的孩子，大学毕业工作后，于 2010 年 6 月 26 日 19 时仙逝，享年九十八岁。
